毛主席与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信往来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这些著作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冯友兰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

冯友兰在 90 岁高龄出版‘三松堂自序’中，记录他与毛主席之间的一次书信往来。1949 年 10 月，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说：他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几天，有一个解放军骑着摩托脚踏车到冯友兰家，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的下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这是毛主席派专人给他送来的亲笔回信。毛主席回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 毛主席十月十三日

冯友兰没有想到毛主席会亲笔回复他的信，而且回信速度如此之快。不过，对于回信的内容，冯友兰有一点不理解，即信中称“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一句，他表示有些不懂，甚至心中有一点反感：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在冯友兰看来，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写过‘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称在五年时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以为有此前中国哲学史的写作经验，再重新写一部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这其中他显然忽略了一点，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把这一理论灵活运用以指导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短时间就能实现的。而毛主席劝其“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显然指的是这一点。这一问题，在冯友兰此后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作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来。

解放以后，冯友兰就开始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准备工作。这一工作，最难的是要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认识。据他自己回顾，这一理论的学习与认识，又走了两次弯路，一是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搬硬套，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解和体悟；二是对中国哲学史上人物进行评价的时候，他受在“四人帮”操纵下的由“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发展为“评法批儒”活动的影响。对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对这一阶段的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说：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它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 70 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正是这两个时期的产物。从‘新编’前两册的创作来看，冯友兰已有切身体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一工作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困难很多；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虽然彼时已经出版印行，但冯友兰仍感到不满意，于是决定从头再写，而将已经出版的两册作为“试稿”。

上世纪八十年代，冯友兰以八十多岁高龄再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不依傍、不抄写马克思主义，而是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写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的理解和体会。他说：

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

在冯友兰看来，哲学史有各种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这些写法各有千秋，当然也不必尽求一致。不过，冯友兰也深切体会到，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一个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面，他在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之外，也解释了这个哲学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的具体体现。

应该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冯友兰最终深切体会到毛主席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这句话的含义。他深深的感悟到，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困难多了。从理想到现实，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越过，才能走完。而自己当年称用五年时间重写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的中国哲学史，这话是显然肤浅幼稚之极。冯友兰终于明白，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掌握还是应用，都不是短短的三五年时间就能完成的。

纵观从冯友兰给毛主席写信称，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到冯友兰六十年代尝试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卷，到八十年代又重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直至 1990 年以 95 岁高龄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他所谓的用五年时间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最终用了三十多年时间才得以完成。这一方面践行了毛主席所说的“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另一方面冯友兰也深深的体悟到了“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真正含义。冯友兰用后半生的创作，给毛主席的信作了注脚，完美的诠释了何谓实事求是。

思考讨论

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过程来看，冯友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几次转变？试述这一转变过程。
毛主席建议冯友兰“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编写过程来看，为何要坚持实事求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问题800字左右内容：
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过程来看，冯友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几次转变。

首先，冯友兰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表达了他过去讲封建哲学的错误，并表示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标志着他开始转变自己的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摒弃传统观念。

第二次转变是在与毛主席的会面中。毛主席建议冯友兰不必急于求成，以老实态度慢慢改进。这一建议使冯友兰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学习和改进。他开始更加注重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情况。

第三次转变是在与陈景润的讨论中。陈景润提出了批判的意见，指出冯友兰的写作方法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没有真正贴近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情况。在陈景润的启发下，冯友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方法，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史，力求揭示其本质和内在逻辑。

这三次转变体现了冯友兰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渐渐领会和运用。通过与毛主席和陈景润的交流与启发，他逐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中国哲学史中的指导地位，摒弃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加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力求揭示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

毛主席建议冯友兰“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编写过程来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冯友兰意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

其次，中国哲学史是一个复杂的学科，需要以实事为基础进行研究。冯友兰坚持对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力求客观地呈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搜集和整理大量的历史文献，深入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环境，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证基础。

此外，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体现在冯友兰对自身研究的态度上。他接受毛主席和陈景润的指导时，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改进。他不固执于个人观点，而是以实事为导向，以客观事实和科学原理为基础，不断完善和深化自己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冯友兰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在他对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对科学原理的运用，以及对自身研究态度的虚心改进上。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他的研究更加科学、客观和深入，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