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权：从《三国演义》到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

每一个中国男孩，几乎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了解本国历史的。我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邻居家的旧书架上捞到一本泛黄毛边、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展卷阅读，罗贯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11岁的我给镇住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n\n直到30多年后，在书堆里埋头日久的我才突然抬起头来，想找罗先生问几个问题：为什么天下大势必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为什么合了就必定会再分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n\n这些当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学术问题，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甚至将最后一个问题看作西方历史与东方历史的"区别点"。\n\n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传授几何学；孟子出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一位12岁的翩翩少年。公元前360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5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汉武帝（前156—前81年）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时，西方的凯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之后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时期，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2000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魏斐德的问题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n\n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你尽可以从地理条件、民族心理、宗教语言以及偶然性等角度来给出解释。魏斐德给出的答案很简洁，但在我看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他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n\n统一的文化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荣光，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根据他的统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1个文明社会，其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得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n\n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尽管统一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连汤因比都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n\n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n\n二、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n\n两千多年以降，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一曰分权，一曰均富。\n\n在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景象，中国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早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n\n然而，除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n\n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所谓分权，主要指的是两类分权，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在我看来，这两种分权存在内在的关系，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政府对民间的分权便不可能发生。\n\n早在封建制度形成的最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矛盾便已爆发，"文景之治"末期的晁错削藩以及因此引发的"七国之乱"便是表现得最突出的事件。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人始终没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1949年之后，强势的毛泽东多次摇摆于"集分"之间：1950年，地方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实行收支两条线，是为高度集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充分放权；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强化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再次集权；1966年，"虚君共和"、"连人带马全出去"的提出，又是大放权；20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发生系统性紊乱，中央再度大集权。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模式又有两个阶段——以1994年的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为界，前期的"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是为大放权时期，因分权过度而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于是在其后，以实施分税制为手段重新实行集权。\n\n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调整期，中央与地方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势，中央财政及一百多家中央企业的获益能力越来越强，而地方收入则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2012年年底开始试行的"营改增"更是从县区收入中划走一块。在今后，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减少而将大幅增加，因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良性增收能力，已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首要课题。其可能的领域包括：通过税制改革，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将中央企业在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幅提高，用于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税留成比例；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总而言之，只有中央与地方重新切分"蛋糕"，才可能在未来继续做大"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