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便利化研究综述：理论、指标与实证分析

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了贸易流量假说，即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量与其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并与其自身的经济规模成正比[2]。Bergstrand对传统的引力模型进行了拓展，考虑了人口、经济组织等变量[3]。Wilson Mannand Otsuki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选取多个指标建立综合体系对APEC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估算贸易流量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口岸效率、海关环境、电子商务对贸易流量均有促进作用，其中口岸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大，而制度环境对贸易流量存在负向作用[4]。方晓丽和朱明侠[19]借鉴和引用Wilson的做法，构建以口岸效率、规制环境、海关环境和电子商务为主的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对中国及东盟各国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进行了测量。Hummels和Schaur将进出关镜时时间上拖延的成本换算成关税，他计算得出如果时间每节省１天，就大约能够减少0.6％－2.1％的关税[8]。张鲁彬构建了贸易便利化和海关现代化的模型，认为贸易便利化和海关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贸易便利化不仅可以明确海关的职能，还能革新海关制度[16]。Shepherd Ben和Wilson John S回顾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进展和指标，发现成员国的进出口费用差别很大，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一般都是低到中度的，基础设施质量和服务业竞争力从公平到卓越不等。利用标准引力模型，作者发现东南亚的贸易流动对运输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特别敏感。结果表明，该地区可以从贸易便利化改革中获得显著的经济利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