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特征与演变

一、乡土中国的基本特征费孝通将传统中国的社会形态概念化为'乡土中国'，这源于他对'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的精准判断。他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形态特点概括为差序格局，熟人社会，长老统治，名实分离等，即乡土中国的'乡土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

农民和土地的密切联系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形态是由农业生产所决定的，农民是乡土文化的主体。乡村的经济活动基本围绕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展开。在中国，农民依地而居，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乡土中国中人员具有流动缓慢的特性，进而体现出聚村而居的鲜明特征，即村落。英国人类学者王斯福在考察中国乡村时同样注意到，村落就是'一个传统的地方，这包括一个所谓的'自然村'，简言之就是一个仪式上的和有历史的单位，它的居民可分为由一个起源聚落而来的后代子嗣以及后来的移民者。作为大家共占的环境以及作为大家共占的命运这种公共财产。'
农民之间的关系乡土中国的人际关系不是平面化的，而是以自己为价值中心，强调有差等的次序，主张一切关系以'己'为中心，像水波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渐远渐薄，即'差序格局'。居住在同一村庄的村民自然形成较为亲密的关系，同时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下必然去其他人熟悉，基于这种熟悉达成在某些行动上的默契，作为乡土社会的行为准则，即'熟人社会'。基于'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根据长幼之序决定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具有绝对的教化权力，在一个村庄中，最德高望重的人拥有基于自身经验调解乡村社会中出现的矛盾的权力，这种权力来自于社会的继替，即'长老统治'。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社会的变迁十分缓慢，因此长老权力也就更有势力。但当社会变迁加快，长老权力也随着缩小，即'名实分离'。二、乡土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近代以来，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发展，在中国乡村实行了一系列计划，促使了近代中国乡村的工业化，在有所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民国学术界最早倡议农村工业化的外国学者戴乐仁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之农场与工场》（Farm and Factory in China）一书中，'为中国小规模乡村工业反复辩护' 。费孝通指出，中国农村的落后主要是因为历史惯性和政策上的不合理性，例如推行文字下乡却不注重文字在乡村的实际应用范围的狭窄。为了解决这些出现在农村近代工业化中的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解决方案，包括改变中国农村工业结构等等。在近代工业化的早期，农业充当了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的角色，具体表现为农产品以固定的价格出售，农民集中生产等等。在实现高密度产出的同时，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农业激励不足导致农业低效率、无效率的情况，同时集中化的生产使监督管理的成本也无法忽视，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城乡二元化加重，也即当时学者所说的'单靠耕地已经无法支撑农民的生活了'。农民为改善生活，开始寻求其他道路。这一时期乡村的传统手工业向着规模化、机械化方向发展，村庄的存在形式开始向乡镇演变，出现了一批乡镇企业，这同时促进了小镇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期，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沿海地区率先崛起，中西部地区的内地工业化走向衰败，由此带来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式的重大改变，内地农民开始大规模跨省份、跨地区流动，进入沿海地区打工，并表现出离乡不返乡的特点。三、乡土中国社会格局的演变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无讼社会'，即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以礼治秩序为主，用教化的手段维持礼治秩序，除非破坏了传统的规矩，才会出现较为极端的'讼'让'父母官'分辨出理亏的一方并加以逼供。然而近代以来，礼治秩序存续的土壤——低流动性的村庄，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已经不复存在。随着乡村中的工业化，以及20世纪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人员的陌生化使得法律途径成为了农村居民的刚需。同时，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差序格局'也发生了变迁，更多的成为一种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观念和处事方法在隐性地延续。随着中国逐渐向现代化工业强国转变，社会主义意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多元化的思想例如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冲击了传统观念下的差序格局。家庭和宗族的概念也和过去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下的家庭和宗族大不相同了。现代的中国乡村相对于封闭稳定的传统社会下的差序格局，显然已经有了重大变化。总的来说，乡土中国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形态特点，具有差序格局、熟人社会、长老统治和名实分离等特征。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实行了一系列计划，促进了乡村的工业化，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乡村中的传统社会形态也在发生变化，而法律途径和多元化的思想观念也在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尽管乡土中国的特征正在发生变化，但它仍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