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孙炜红陈杲然王延涛留守经历、不良同伴交往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J青年研究20230350-59+95摘要基于2019年司法部开展的重新犯罪问题调查相关数据探讨留守经历、不良同伴交往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影响。研究发现留守经历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显著正相关；由于不在子女身边父母对子女缺少有效监督、对子女越轨行为不能及时干预子女对父母的依恋降低甚至断裂直接增加犯罪风险；父母监督缺失加剧不良同伴交往通过不良同

文献综述

在孙炜红等人的研究中，他们利用2019年司法部开展的“重新犯罪问题调查”相关数据，探讨了留守经历和不良同伴交往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留守经历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缺乏有效监督和干预，导致子女对父母的依恋降低甚至断裂，从而增加了犯罪的风险。此外，父母的监督缺失也加剧了不良同伴交往，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的暴力犯罪行为。因此，在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过程中，需要重视父母的监督和指导作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良好的社交网络，降低犯罪风险。

王贞会和蔡沐铃的研究主要关注美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联邦立法，并从中得出一些对我国的启示。他们指出，美国在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联邦立法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包含网络服务提供者报告、举报热线和特别工作组等组成部分的犯罪治理体系。尽管该立法存在一些问题，但对我国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他们认为，我国应该完善治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体系，包括事前预防、事中处理和事后救济等方面，以提高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社会治理效果。

李永升和安军宇的研究探讨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中“情节恶劣”的法理问题。他们认为，“情节恶劣”的认定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成立与否的关键问题。然而，现有的认定模式往往忽视了低龄未成年人的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可塑性较高的客观事实，导致“情节恶劣”的标准模糊和认定结果宽泛。他们提出，“情节恶劣”应作为客观处罚条件来定位，其立法目的是排除那些再犯可能性较低的低龄未成年人。具体而言，“情节恶劣”应包括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两个部分，只有在满足积极要件且不符合消极要件的情况下，低龄未成年人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情节恶劣”。

陈华的研究关注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功能、现状和制度构建。他指出，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具有预防、处置、教育、惩戒和保护等五项功能。然而，目前公安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立法滞后、缺乏专门机构、执法制度不健全等。为了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警察制度，他建议组建“未成年人警察”机构，赋予其相应的职责和权力，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执法制度。

黄明儒和张继的研究探讨了涉罪未成年人救赎的路径。他们认为，犯罪记录作为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最大障碍，但对其是否应当被消灭存在争议。他们提出，犯罪记录本身是不能被消灭的，但与之相关的“标签效应”是可以被消解的。因此，去标签化和再社会化成为涉罪未成年人救赎的有效路径。去标签化路径主要包括构建犯罪前科有条件消灭制度和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再社会化路径包括家庭治疗、学校教化和社区矫正等。这两种路径相辅相成，旨在消除“标签效应”，促进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及其治理。留守经历、不良同伴交往、网络性侵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认定、公安机关保护和涉罪未成年人救赎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和引导，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安全做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