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反抗、依法抗争、礼法抗争的框架曾经常被用来解释农民与政府的互动背景往往是拆迁、环境保护、土地纷争但该框架仍可用于解释女孩的抗争行为其中压倒性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是其内核。除此之外上述框架中的农民主体往往是成年人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未成年女孩是弱者中的弱者她们的视角将进一步补充底层抗争经验。 但当前的研究有几个缺口第一更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注重农民维权的取向对维权过程中的心理取向关注不多本文希望从主体视角出

日常反抗、依法抗争、礼法抗争的框架经常被用来解释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通常涉及拆迁、环境保护、土地纷争等问题。然而，这一框架同样适用于解释女孩的抗争行为，主要涉及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此外，该框架中的农民主体通常是成年人，而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未成年女孩则是弱者中的弱者，她们的视角将进一步补充底层抗争经验。

然而，目前的研究存在几个缺点，首先，对于维权过程中的心理取向关注不足，更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注重农民维权的取向。因此，本文希望从主体视角出发，将话语权和叙述主权归还给女孩们，尽可能呈现她们细致复杂的心路历程。其次，已有研究将被迫早婚、被抢婚的女孩视为纯受害者，而看待订婚阶段未成年人的抗争性则不够重视。因此，在城镇化飞速发展、互联网普及到乡的时代，很多孩子对苗族婚姻习惯有了大量的反思，对未成年女孩逃婚去读书的现象需要更多的研究。最后，在日常反抗无效后，未成年女孩想到借助法律的力量，但由于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有限，所以需要更多的外部资源介入，如驻地NGO的协助。这一举动回应了应星所说的外部资源介入会对农民群体的抗争形式产生新的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