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毛主席的书信往来：从“老实态度”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

冯友兰在 90 岁高龄出版《三松堂自序》中，记录了他与毛主席之间的一次书信往来。1949 年 10 月，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说：他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几天，有一个解放军骑着摩托脚踏车到冯友兰家，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的下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这是毛主席派专人给他送来的亲笔回信。毛主席回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 毛主席 十月十三日

冯友兰没有想到毛主席会亲笔回复他的信，而且回信速度如此之快。不过，对于回信的内容，冯友兰有一点不理解，即信中称‘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一句，他表示有些不懂，甚至心中有一点反感：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在冯友兰看来，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写过《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称在五年时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以为有此前中国哲学史的写作经验，再重新写一部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这其中他显然忽略了一点，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把这一理论灵活运用以指导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短时间就能实现的。而毛主席劝其‘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显然指的是这一点。这一问题，在冯友兰此后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作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来。

解放以后，冯友兰就开始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准备工作。这一工作，最难的是要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认识。据他自己回顾，这一理论的学习与认识，又走了两次弯路，一是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搬硬套，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解和体悟；二是对中国哲学史上人物进行评价的时候，他受在‘四人帮’操纵下的由‘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发展为‘评法批儒’活动的影响。对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对这一阶段的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说：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它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时期”就开始了，他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 70 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正是这两个时期的产物。从《新编》前两册的创作来看，冯友兰已有切身体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一工作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困难很多；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虽然彼时已经出版印行，但冯友兰仍感到不满意，于是决定从头再写，而将已经出版的两册作为“试稿”。

上世纪八十年代，冯友兰以八十多岁高龄再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不依傍、不抄写马克思主义，而是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写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的理解和体会。他说：

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

在冯友兰看来，哲学史有各种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这些写法各有千秋，当然也不必尽求一致。不过，冯友兰也深切体会到，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一个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面，他在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之外，也解释了这个哲学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的具体体现。

应该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冯友兰最终深切体会到毛主席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这句话的含义。他深深的感悟到，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困难多了。从理想到现实，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越过，才能走完。而自己当年称用五年时间重写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的中国哲学史，这话是显然肤浅幼稚之极。冯友兰终于明白，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掌握还是应用，都不是短短的三五年时间就能完成的。

冯友兰的问题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回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一句的不解和反感。他在回信中提到了自己在过去的学术工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应用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他曾试图通过学习苏联的‘学术权威’和参与‘评法批儒’等运动来应用马克思主义，但都走入了歧途。他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应用需要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不能简单地套用他人的观点和方法。

冯友兰在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时也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并不容易，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时间。他决定重新写作，并将已经出版的两册作为“试稿”。在 80 多岁高龄时，他再次开始写作，并以自己真正的理解和体会来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依傍或抄写他人的观点。

通过这一经历，冯友兰深刻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实践的困难和长期的努力。他明白了自己当年对于在短时间内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幼稚和肤浅。他逐渐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应用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只有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才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结论。

总之，冯友兰在和毛主席的书信往来中，通过毛主席回信中的一句话，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存在的问题，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通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最终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应用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