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调查,受访者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认知风险程度的提高都会增强他们的支付意愿。从7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开始研究生命的价值,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统计生命价值普遍低于发达国家。

年龄对统计生命价值的影响存在正向和负向两种趋势。部分学者认为年龄越高,降低死亡风险的支付意愿越高,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年龄越大,支付意愿越低,生命价值也越低。文献中提到,有些国外学者提到了年龄与统计生命价值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概念,但在本文对中国应用支付意愿法进行统计生命价值研究的过程中,并未发现这一点。

在职业安全领域,性别和婚姻状况对统计生命价值有影响。女员工的生命价值普遍高于男员工,说明相较于男员工,女员工更为风险厌恶,风险敏感度更高[ 杨宗康. 生命价值评估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D].江苏大学, 2010.]。

对生活经济评估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补偿工资差异”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行业的工资率应该反映其劳动环境的安全性和发展潜力,应该为更危险的工作支付更高的工资,以补偿增加的死亡和伤害风险(Smith,1937)。婚姻有助于增加收入,按照这个理论来说,可能是因为动机和稳定能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工资率,从而影响统计生命价值。

在统计生命价值的影响因素中,对于“无法量化的因素”,比如私家车驾驶者的经验如何影响统计生命价值,有学者将“经验”换为可量化的个人驾驶年龄,这种描述方式可以使调查问卷设计更清晰。然而,关于无法量化的因素还有哪些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统计生命价值[ 两分式条件价值法评估道路交通统计生命价值],尚未有统一的定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统计生命价值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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